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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某选择的是第二种。办理此案的杭州市萧山区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民警王嘉淇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警方在联合瓜沥派出所核查时发现，张某提交的审批表上公章存在异常。警方进一步调查显示，张某的无人机账户曾9次在禁飞区内“成功解禁”，涉及的10枚相关机关公章，均是伪造，涉及温州、杭州等多地，交易金额超过9000元。

“黑飞”是无人机圈的一个民间表述，涵盖多种行为，包括未实名登记，在管制空域内未申请批准飞行，超出限定区域、时间或高度等违规飞行行为。“黑飞”早在十多年前就曾引发关注。2015年，北京曾发生国内首起因“黑飞”被刑事立案的案件：三名无资质操作人员在未申请空域情况下进行测绘作业，致使多架民航班机紧急避让。

十年间，中国无人机市场经历爆炸式增长。2017年6月，中国民航局上线实名登记系统，当月登记数量为4.5万架，到2024年底，这一数字已增至217.7万架。数字飙升背后，监管难度也呈现几何增长。近年来，组装穿越机受到关注，最高时速可达到230公里，可瞬间加速，被称为“空中F1”，但因操作门槛高，容易“炸机”——飞行器失控坠毁或严重故障。

近年来，机场一直是无人机“黑飞”的重灾区。与在适飞空域超高飞行等行为不同，机场区域无人机的违规飞行危害更严重：多数无人机飞行高度低、速度慢、体积小，民航雷达很难探测到，一旦与客机相撞港澳宝典最新版66039亮点，可能酿成重大事故。此外，王嘉淇也提到，无人机的无线电信号可能干扰客机飞行控制系统、自动导航系统等关键设备，威胁飞行安全。

国内多地已发生多起无人机“黑飞”干扰机场运行的事故。新华社在4月报道，2025年2月，乌鲁木齐天山机场发生无人机违规飞行事件，导致多架次航班延误。2024年9月，据天津滨海机场公开发布，因无人机闯入，29架次航班延误、8架次取消、32架次备降，3000多名旅客行程受阻。2019年2月，西安咸阳机场遭遇无人机扰航，约40架次航班被迫避让。

虽然大疆等主流厂商已内置了机场“电子围栏”系统，但多位受访者指出，这目前还不是行业的标配。一些小品牌以及自组装的无人机，并没有“电子围栏”，飞行的范围也无法限制。王嘉淇在执法时碰到过，一些违规者因此会无意“闯入”禁飞区。“一些人以为离机场很远，实际已经进入净空保护区。”根据《运输机场净空保护管理办法》，净空保护区覆盖半径达55公里，远超大众认知。

但在实际操作中，飞手和一线执法者都注意到，政策落地还存在一些模糊地带。未实名认证是最常见的“黑飞”行为之一。王嘉淇在监管时经常发现：即使在明确划定的适飞空域内，仍有大量无人机爱好者存在认知误区——他们普遍认为只需在无人机厂商的App完成注册和个人信息填写港澳宝典最新版66039亮点，就完成了实名登记。但实际上，《暂行条例》明确规定，所有无人机都必须在UOM平台上进行实名登记，取得登记标志后，才能合法飞行。这仍需要地方政府加大宣传力度，此外，王嘉淇也呼吁，无人机生产厂商在销售环节和新手引导教程中，有义务告知用户必须前往UOM平台完成法定登记程序。

台州市公安局警务航空管理支队是目前全国公安系统中唯一一支专职无人机警航支队，有丰富的无人机“黑飞”监管经验。其副支队长胡上杰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他们经常在演唱会、马拉松等大型活动期间捕捉到无人机违规飞行，找到了飞手，对方也承认的确有飞行，但一些飞手会指出：并不清楚这里是否为管控空域港澳宝典最新版66039亮点，也没有收到政府公示的禁飞通知，“一些飞手会认为，以前都能飞，现在突然说不让飞了，也不知道依据是什么”。

他举例港澳宝典最新版66039亮点，近年来，火车站广场及铁路沿线成为“黑飞”的热点区域之一。除了《暂行条例》外，江苏、广东等多地出台的铁路安全管理条例都提到，铁路电力线路导线两侧100米，或是500米范围内，禁止无人机飞行。此外，治安管理处罚法也涉及对无人机飞行的规范。李洪涛指出，目前仍然缺乏统一的主管部门来统筹公开各类标准，也可能导致飞手对禁飞区没有统一、清晰的认知。

事后陈宏了解到，成都市政府已对禁飞区进行了公示和宣传。为确保后续在成都的合法飞行、避免再次被查处，他专门在UOM平台上考取了无人机安全操作合格证，并主动提交了飞行计划申请。根据规定，任何个人或单位在管制空域飞行无人机，应当在拟飞行前一日12时前通过UOM平台申报。空中交通管理机构应当在飞行前一日21时前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但陈宏的申请最终也没有获得审批。作为在某视频平台拥有约2万名粉丝的博主，陈宏发现，不少粉丝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航空与空间法研究中心研究员、知名航空律师张起淮长期关注无人机“黑飞”，早在2015年曾代理上述北京无人机“黑飞”刑事案，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当前无人机监管仍呈现碎片化状态，从设计、生产、销售港澳宝典最新版66039亮点，到培训驾驶员、组织飞行、审批报备港澳宝典最新版66039亮点，再到违规处罚和市场监管，缺乏一个真正牵头负责的机构。低空经济如今已被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但监管体系的完善显然还远未跟上。

早在2017年，台州市公安局就组建了警务航空队，通过警用无人机参与案件侦破，自主研发了多型机载设备，并出版《警用无人机实战应用》一书。胡上杰介绍，2020年台州公安率先在全国地市级公安机关成立无人机警务航空管理支队，先后承担建党百年庆典、北京冬奥会等重大活动的无人机“黑飞”防控任务，通过部署侦测与反制装备，提升了无人机防控能力。目前台州市警用无人机专业飞手达542人，配备各型警用无人机457架。

但在实际防控中，从设备探测到无人机、锁定精确的位置，到执法人员赶到现场，仍有多重挑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低空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低空安全研究院院长孙永生近日公开提到，当前无人机扰航处置有三大难点：探测识别手段缺乏，即机场净空区面积大、涉及不同管辖部门，难以推动无人机探测系统一体化设计和实施建设；人海战术失灵，巡警夜间巡查缺乏技术手段和低空目标识别经验，识别难度较大；落地查人难，公安机关在事中处置阶段难以研判无人机起降区域，也很难定位操控员位置，在事后依赖传统侦查手段也很难应对低空的、动态的挑战。

王嘉淇也提到，当前无人机探测技术还面临多重制约因素。除了多种探测的技术路线，在居民密集区，手机信号、Wi-Fi信号等多种移动终端设备，都会对无人机的监测带来干扰，玻璃幕墙也会反射信号，导致监测平台的误报或漏报。现有的技术也存在定位误差，一位受访警员提到，有时探测到的位置在河这边，但到现场发现，飞手在对岸，可能会导致飞手逃脱执法追查。

不过，多位受访者指出，当前无人机监测面临的首要挑战并非技术瓶颈，而在于各地对无人机监管的重视程度和财政投入程度不一。建设一套完整的监测系统投入大，一台设备从几万到上百万都有，到底选择哪些技术方案需要考虑投入产出比，若要全市覆盖，成本很高。还得有科技公司愿意合作，开发周期长，系统运行和执法还需要专业人员配合。